张祖成:立足审判职能 深耕诉源治理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时间:2022-09-01 09:15:53

■张祖成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而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对恢复秩序、凝练共识和安顿民心具有特殊的“压舱石”作用,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要尽可能采取诉讼外的调解方式来解决民事纠纷,并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这是习总书记对社会治理和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政法机关立足新发展阶段,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和抓手。深刻认识和把握这一指示精神,对于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至关重要。

2019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下称“五五改革纲要”),明确提出“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动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多元解纷机制改革任务,由此提出了诉源治理的概念。2019年8月,最高院印发《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下称“一站式意见”),将“主动融入党委和政府领导的诉源治理机制建设”列为首项工作措施,强调切实发挥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参与、推动、规范和保障”作用。2020年1月,最高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下称“委派调解指导意见”),将“完善诉源治理机制,切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元、高效、便捷的解纷需求”作为委派调解的指导思想。2021年2月1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强调要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

但客观而言,当前对于“诉源治理”的解释却呈现出格局扩张化、概念模糊化、导向同质化、改革口号化的问题。在司法定位上,法院应当扮演辅助者而非主导者角色,“主动融入”不等于“主动出击”;在治理内容上,法院需在空间范围、治理层级、治理维度等层面全面介入县域基层治理,但应当以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为基准;在治理方式上,诉源治理应当注重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在边界划定上,应当以体系化的程序规则明确诉源治理在网格化、强制化方面的限度。因此,如何明晰诉源治理本体实质及法治策略,进一步强化矛盾源头化解,持续打造无讼村居,是当前政法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应对的重大现实课题。下面,我结合区法院工作实际,把自己对诉源治理的一些认识和粗浅体会,向各位领导和同志们做个汇报,有不到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诉源治理的含义及法院在诉源治理中的定位

诉源治理是指通过多种治理手段,使潜在纠纷和已经出现纠纷的当事人相关利益冲突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所持续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矛盾纠纷萌芽之前,这个阶段主要是源头预防;第二阶段是矛盾纠纷萌芽后直至未形成诉讼案件之前,这个阶段主要是发挥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于前端;第三阶段是前端非诉过滤失效后矛盾纠纷以诉讼的方式进入法院,通过诉前调解或者法院作出裁决从而得以化解。

其中,第一、第二阶段是抓前端、治未病,第三阶段是抓末端、治已病。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处于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关口,在矛盾纠纷化解前端和末端上,角色定位应有所不同。

一是矛盾纠纷化解前端——矛盾纠纷进入法院前,法院是诉源治理的参与者。通常认为,司法具有被动、中立性,这是司法公信力的关键所在。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其优势在于有国家强制力保障,有掌握了系统法律知识、娴熟法律方法、丰富司法实践的专业法官队伍,以及司法大数据资源等。在矛盾纠纷未以诉讼案件的方式进入法院之前,人民法院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立足自身职能特点和专业优势,以参与者的角色,配合和协助地方各类诉源治理主体共同做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重点是大力支持非诉方式解决纠纷。

二是在矛盾纠纷化解末端——矛盾纠纷进入法院后,法院是诉源治理的主导者。进入人民法院的矛盾纠纷已经从社会转移到法院,这些纠纷奔着诉权的实现而来,社会上其他单位和机构已经没有主动介入处理的法律依据。按照现行制度规定,对于当事人同意接受诉前调解的,在立案前可以委派调解方式委托法院以外的社会调解组织或常驻法院以内的调解组织及人员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依法立案。在通过诉前调解以及依法裁判的方式化解纠纷上,人民法院责无旁贷,理应发挥主导作用。

二、深刻认识诉源治理的重大意义

诉源治理作为预防性法律制度的重要方面,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深化与发展,是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的重要抓手,对于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诉源治理是源头控制增量,缓解法院诉讼压力的重要举措。伴随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日益增长,诉讼案件也相应逐年增长,案多人少成为制约基层法院发展的重大困境。2021年,区法院共受理各类案件9979件,较2020年同比上升34.6%,30名员额法官人均受案333件,人均结案318件,一年按250天工作日计算,每名法官平均每天要结1.27件案子,办案所有环节都有法定程序要求,不能省略、不能淡化、更不能违背,面对激增案件,法官长期超负荷状态必然导致司法制度失去活力,最终影响公平正义的实现。而加强诉讼源头治理工作,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诉讼增量,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法院诉讼压力,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有助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是诉源治理的现实意义。

(二)诉源治理是畅通解纷渠道,回应群众多元需求的必然要求。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发生了“四个转向”:一是从过去单纯追求实体正义转向为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并重;二是在过去要求法院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对司法公开、透明、效率有了新要求;三是对纠纷解决模式从以审判为主到多元司法需求的转变;四是一部分当事人已经从单纯的个体受益转向为同步追求司法公信、社会公信。大力推进诉源治理改革,是满足和回应群众多元司法需求、兼顾正义价值和效率价值的“民生工程”。通过畅通多元纠纷化解渠道,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当事人提供低成本、更便捷的纠纷解决方式,是推进矛盾纠纷解决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重要抓手。

(三)诉源治理是资源合理配置,提升纠纷化解成效的实践选择。习总书记强调: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感受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不同个体的感受是千差万别的,要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特别是在自己被判输的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确实是一件极为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近年来民商事案件出现“三高两低(上诉率高、申诉率高、信访率高;实体裁判率低、原告服判息诉率低)”现象的深层次原因。诉源治理要求多方参与、社会协同,培育、整合和科学配置各种解纷资源,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多种类的解纷方法。特别是尽可能采用诉讼外的调解,这一方式更加注重意思自治,注重双方当事人合意,纠纷解决的过程及结果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主权,通过当事人的主体性、自觉性、自主性与现实解纷程序的结合,才能使得解纷程序和结果更符合纠纷当事人朴素的正义感,从而达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目的,实现纠纷实质化解。

三、区法院在加强诉源治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近年来,区法院积极延伸司法职能,主动将多元解纷工作融入全区市域社会治理大局中统筹谋划,创新构建“四式四力”纠纷治理机制,着力打造源头“联动防讼”、诉前“联治减讼”、诉中“联调化讼”、基层治理“无讼”四位一体的诉源治理新模式,实现“收案增速下降,结案增速上升”良好效果。今年上半年,全院共受理案件4567件,较去年同期下降1208件,下降20.9%;结案3654件,结案率80.01%,同比上升6.9个百分点,在全市法院排名前列。

(一)打造“漏斗式”纠纷过滤体系,着力实现源头联动防讼。积极争取区委、区政府支持,在本院诉讼服务中心设立全区诉前调解中心,并加挂涉企民商事调解中心牌子,制定张湾法院《关于深入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方案》,与全区108家人民调解委员会、5类专业调解组织和公证、法律援助、仲裁、律师、村社区干部等调解力量建立线上线下联动调解机制。将诉至法院的案件一律导入诉前调解中心,视情况通过委派调解、特邀调解、委托调解、连线调解等方式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成功达成诉前调解协议的及时予以司法确认,赋予调解结果的司法终局性和权威性。对于经调解仍然无法化解的案件,及时转立案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和速裁程序办理,促进纠纷快速处置。去年以来,全院通过诉前调解中心和其他社会组织过滤案件1700余件,以非诉形式化解纠纷1000余件。

(二)打造“全科式”繁简分流体系,着力实现诉前联治减讼。

坚持系统思维,不断深化案件分调裁审机制改革,多维度打造“全科式”繁简分流体系。一是民商事纠纷实行全案由过滤分流,即对诉前调解失败的民商事案件不区分案由,全部导入快审速裁团队,由其在3天内自行完成繁简甄别,简案在30日内立案、调解、开庭直至审结并实现即时诉前对接,去年该团队受案2098件,结案2093件,均占院机关民商事案件收结总数的57%。今年上半年该团队受案1035件,结案983件,拦截院机关同期新收民事案件58%,除公告案件外,平均审理时间14.2天,移送执行率不到10%。二是在刑事、行政、执行案件中全面推行繁简分流,组建执行指挥中心和简案办理团队,负责办理简易执行案件,提炼类案审理+量刑指引,探索构建“法官助理+员额法官+办案小组”的刑事案件繁简分流机制,对行政非诉案件由专门办案小组进行分流调解,实现全类型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和全流程提速增质。去年以来,全院诉讼案件平均用时由88天下降至54天,执行案件平均用时由164天下降至100天,上诉案件发回改判率亦呈同比下降的良性态势。区法院繁简分流工作经验和成效,受到省市区各级领导充分肯定。4月22日,全市法院繁简分流现场会在张湾召开,5月24日,安陆市人民法院专程到我调研学习繁简分流,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

(三)打造“靶向式”类案治理机制,着力实现诉中联调化讼。

充分发挥典型案例在矛盾纠纷化解中的引领作用,探索构建类案预警联调、巡回审理、以案释法和示范判决机制。一是建立类案预警联调机制,即对涉众纠纷在立案时预警,引入属地乡镇街办、行业主管部门参与联动化解,促进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今年4月,通过该机制成功将郑某等107人诉某皮革公司及薛某某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导入诉前联动调解程序。二是建立类案巡回审理机制,对物业纠纷、邻里纠纷、继承纠纷、劳动争议等类型化纠纷,主动把法庭搬到村社区、厂区和居民小区开展巡回审理,邀请村社区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群众、职工等现场观摩庭审,起到“处理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三是建立类案以案释法制度,依托庭审直播、发布典型案例和法治宣传等载体,精选典型案件、提炼裁判规则、公开审理过程和裁决结果,充分发挥司法的规范、引导、示范作用,促进社会整体法治水平提升,真正做到防范于未然。四是建立类案示范判决机制,即先选择类案中的典型案件作为示范案件先行调解或判决,提炼裁决规则,形成鲜明导向,促成当事人形成合理心理预期,再开展类案审理,极大提升案件调解成功率和服判息诉率。

(四)打造“聚力式”部门联动机制,着力实现基层治理无讼。

定期向区委呈报审判执行大数据分析报告,推动区委政法委从2020年开始将万人成讼率、失信人数量、无讼村居创建纳入全区综治考评范围,促使全区各级党政机关实现“化解矛盾找法院”到“找法、用法、靠法和依法化解矛盾”的转变。建强花果和黄龙人民法庭,率先设立10个驻乡镇街道巡回审理点暨诉讼服务联络站,选派50名法官、法官助理深入基层网络,协助开展风险识别、矛盾化解、指导民调、引导分流等工作,打造“中心法庭+巡回审理点+法官工作室”大诉讼服务网络。针对医患纠纷、消费者权益保障、劳动纠纷、行政争议等纠纷特点,正在探索与相关职能部门签订专项共治协议,推动建立前置送达地址承诺、失信失范惩戒、劳动人事争议调裁审联动等专项联调机制,着力构建苗头预警、部门联动、多方借力、源头化解的多元解纷大格局,逐步达到“息诉无讼”的基层治理新境界。今年上半年,2个人民法庭新收案件较去年同期减少119件,下降31%。

四、诉源治理面临的问题

2021年,周强院长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法院收案数量喜迎拐点,诉源治理取得显著成效,但当前,在基层诉源治理工作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全社会迫切需要推动构建完善的诉源治理大格局,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

(一)源头解纷观念不强。部分行政部门还存在本位主义思维,认为化解矛盾纠纷就是法院的事情,遇到矛盾纠纷习惯于以找法院作为借口,法院原本是矛盾纠纷化解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却被迫成为了第一道屏障;有的单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重数字目标、轻长远发展的,对源头的预防治理和纠纷的实质化解重视不够,诉源治理实效长效难以保障。实践中,人民群众仍未厘清“有事找法”和“有事找法院”的界限,普遍认为法院就是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主体,进而不分情况将矛盾引向诉讼。

(二)诉源治理联动不足。目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解、仲裁、公证等非诉解纷主要力量分散于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社会自治组织,一些乡镇街道重视不够,缺少统一领导和有效管理,没有建立起长效激励机制,各类调解组织处于各自分散和各自为战的状态,工作合力难以形成。部分乡镇街道所属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法院诉调对接机制上还不够顺畅,一定程度存在程序空转问题,2022年元月区法院受理各类案件1444件,其中443件旧存案件大多都是因为调解失败而进入诉讼环节。

(三)多元解纷效率不高。目前,我区多元解纷成功率不高,一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一些基层调解员由社区干部、热心群众兼职担任,尽管具备丰富的生活经历,但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和调解技巧;二是履职待遇不高,部分专职调解员系劳务派遣人员,工资收入较低,部分兼职调解员由乡镇街道公务人员担任,不能领取专项经费补贴,缺乏工作动力;三是考评指标单一,目前主要以“万人成讼率”等指标评价诉源治理的成效,缺乏体系化考核机制,各部门各条线现有考核制度难以准确量化工作成果,考核的刚性制约和激励引导作用有待提高。

(四)舆论宣传引导不够。法院和调解人员在引导当事人采取诉前调解化解纠纷的方式有待完善,特别是对于诉前调解与民事诉讼二者所耗费的时间、精力、资源等成本差异分析,以及对民诉法规定的司法确认程序宣传讲解还不到位,对示范判决的推广应用也存在不足,特别在物业、保险、劳动争议、商品房买卖等群体性纠纷多发领域,示范判决“审理一件、化解一片”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社会对多元解纷认同不够,不少群众对人民调解和专业调解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存疑,更倾向于信赖盖有法院印章的判决。

五、强化诉源治理的路径

提升诉源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的重要期待和要求。区法院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重大部署上来,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六大关系,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构建务实有效、纵横严密的纠纷化解过滤网络,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深刻把握“势与力”的统合关系,坚持政治引领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要坚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努力打造权责明晰、高效联动、上下贯通的诉源治理体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

一是要建好建强“前线指挥部”。完善诉源治理现代化领导协调机制,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社会协同、司法推进、为民便民”诉源治理大格局。由区委在诉源治理中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按照管方向、管政策、管原则、管干部的要求,加强党对社会治理工作的领导。建议由政法委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作用,确保诉源治理各项工作落实落细。二是全力打造基层“前沿战斗堡垒”。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建议配强用好乡镇(街道)综治干部,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健全“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加强村(社区)党组织建设,构建基层党组织主导整合资源、服务群众、联防联治的工作格局。三是发挥党员干部“先锋队”作用。尤其是我们领导干部牢固树立责任意识,主动担当作为,确保本领域业务工作与防控风险、矛盾化解、维护稳定工作同步推进,特别是要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包案机制,切实解决群众合理合法诉求,最大限度把矛盾问题解决在本单位。

(二)深刻把握“防与解”的合力关系,整合各方资源

防线前移、高效解纷是“诉源治理”前端共治体系的核心,需要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始终将防线层次化建设作为重点,形成“漏斗型”矛盾纠纷预防体系。

一是建立实体平台,建议区委积极协调场地建设、部门入驻、人员整合、经费保障等事项,探索将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矛盾纠纷联合调处中心、诉调对接中心,与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合并办公,建立纠纷预防、多元解纷、涉诉信访、法治宣传、诉调对接、诉讼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办理。二是充实调解力量,积极引导律师、公证、仲裁等更多行业组织参与纠纷化解,建立行业调解委员会、不断完善特邀调解员制度,加快推进人民调解员专职化,加大对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物业服务、交通事故等类型化、多发性批量案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调处力度,强化矛盾前端预防。三是统一调处标准,法院要加强对各类调解组织的培训指导,提高调解组织和调解员的专业素养,结合现有工作经验,制定规范化可复制的操作流程,为调解组织提供标准统一的格式文本,不断细化委派对接步骤,提高案件流转效率。

(三)深刻把握“分与合”的力道关系,实现共建共享

一是要引导自治,要将基层调解体系建设作为重要方面,充分考虑乡村(社区)的人口流动性相对较小,矛盾纠纷一般先找当地村(居)委会解决的特性,通过构建“网格 +人民调解”群策群力的纠纷化解模式,加强法治引导,重点提升村社区干部、网格员的法律素养,提升基础社会单元的治理能力与效果,逐步形成协商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二是要加强法治,发挥法律顾问全覆盖优势,对部门和基层出台的重大决策实行“法律体检”,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以巡回审理点建设为突破口,充分发挥司法专业优势,加强对各类纠纷化解资源的业务指导,为各类社会组织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提供法治样本和导向指引,提升调解组织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水平。三是要倡导德治,要大力开展“无讼村(社区)”建设,吸收社会贤达组成镇、村两级道德评议团,通过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等方式树立典型,激励人们向上向善,建设文化礼堂、道德讲堂、德孝主题公园、文化活动中心等设施丰富群众业余生活,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引导和激发群众道德情怀,将德治正气内化为自觉的行为规范,推动社会治理从“化讼止争”向“少诉无讼”转变。

(四)深刻把握“内与外”的共治关系,覆盖全域全程

推进法院外部“诉源治理”,需要与法院内部“衍生案件”治理同步。要坚持将“诉源治理”贯穿法院执法办案全过程,着重提升一审案件审理质效,促进生效裁判自动履行,减少二审、执行和涉诉信访案件。

一是加强诉调对接,进一步明确诉前调解纠纷诉讼时效、管辖争议问题。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以通过公证、仲裁、司法确认等形式赋予其强制执行力,并引导当事人通过设立担保履行条款等方式,提高自动履行的主动性。对调解不成的案件,可在征求当事人同意后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的无争议事实,立案后流转至法院相关业务部门进行审理裁判,审判过程中对经当事人确认的无争议事实除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外,无须另行举证,杜绝调解程序无效空转。二是深化繁简分流,建立法院内外双重分流机制。一方面是在法院内部与法院外部之间进行分流,科学划定适合先行调解的案件类型,并引导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实现非诉调解的过滤功能;另一方面是在法院内部进行繁简分流,要充分利用现有改革成果,细化简案识别标准,充实快审速裁团队力量,精准适用独任制审理,推行要素式审理和表格式文书,提高审判质效。三是提升司法公信,刚性推行判后释疑和类案参考案例制度,加强审执联动,推进裁判自动履行。加强审判权利制约和流程监督,强化对案件审理、裁判文书撰写的监管指导,完善类案司法裁判标准量化体系,防范“同案不同判”。

(五)深刻把握“治与智”的融合关系,强化智慧支撑

新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着社会治理与司法审判方式。“诉源治理”需要紧紧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主动适应社会治理模式、矛盾预防形式、纠纷解决方式的新要求,以“智慧法院”建设为核心,整合集约、跨界融合,为群众提供立体化、全天候、普惠式的解纷服务。

一是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持续提高诉讼便利度。不断优化网上立案、网上调解、网上开庭等功能,整合调解、诉讼服务、律师服务等功能,提升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能力,加快推进跨域立案、诉讼服务全覆盖,推动电子诉讼向移动端拓展。二是融合各部门数据,消除数据壁垒。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先行区创建为契机,以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司法大数据为基础,整合司法数据资源,引入调解、仲裁、公证、行政等非诉解纷数据,融合数据平台、畅通数据渠道、扩充数据来源,实现数据的一体化运行和相互联动。三是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夯实智能分析的数据基石。在数据集成的基础上,制定标准化数据方案,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筛选与分类,着力解决数据的准确性、合法性、时效性和可用性,建立专门的数据库,为搭建诉讼与非诉衔接的一站式线上线下融合智能联动平台奠定基础。

(六)深刻把握“时与效”的共进关系,坚持久久为功

“诉源治理”是破解“人案矛盾”的治本之举,也是推进国家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效抓手,必须摒弃急功近利的速成认识,坚定滴水穿石的长远信念。不把案件短期上升或下降作为评价“诉源治理”成效的唯一指标,而以是否形成了各部门、各单位、各组织共同推动“诉源治理”的态势,是否促进了各部门、各行业、各主体变被动为主动的认识转变,是否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作为评判标准,将“诉源治理”作为一项长效工程,坚持久久为功必将会硕果累累。要多途径、多形式、多方位开展法治宣传,强化非诉调解理念,加强对乡镇街道、村社区、社会团体精准宣传。建立诉源治理常态化建言机制,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专业人士作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及时总结推广诉源治理标杆城市先进经验做法,逐步打造我区诉源治理特色品牌。(作者系张湾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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